网上看到一条幸福的留言：

然而，下面的跟帖却是：

“水贝村拆迁，每家赔偿高达2亿元！”

2016年，深圳的一个城中村因为拆迁，几天之内迅速爆红网络，引发舆论哗然。

两天之后，三名消息源的发布者因为造谣被深圳警方拘留。

2016年10月23日，重阳节后的第二个周日，深圳市水贝村举行了千人大盆宴，总共摆了酒席530桌。

第二天，网上有人发帖称，水贝村举村庆祝，是因为本次拆迁每家获得赔偿高达2亿元，产生了接近600家亿万富翁，最高的一家获赔80亿！

紧接着，有人晒出水贝村村民身份证，并配有文字：“我们每户可以分到2亿拆迁补偿金，而全村还有83个女孩子没有男朋友，38个男孩没有女朋友。”于是有网民立即声称要组团到水贝村相亲。

相关传闻迅速蹿红网络，刺激着社会公众的神经。

网民们纷纷感慨：“看完整个人都不好了”；“财富与奋斗无关，与祖上有关”；“当土豪不如当村民”。也有观点说：“这是社会不公的体现”。

之后，媒体核实发现，这是谣言。

原来盘菜宴是深圳湾的传统风俗，每当大时大节、婚嫁庆典的时候都会举行盆菜宴，已有800年历史，曾经上过《舌尖上的中国》。

这一次水贝村盆菜宴的举办场地，是在水贝旧城改造废墟的一块空地上，因此被人解读为“村民聚餐庆祝一夜暴富”。

水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兴祥向媒体解释，水贝村的村民只要物业不要钱，全部选择了回迁，并没有现金补偿。平均下来，每户分到的面积大约是200-300平方米左右。

一位张姓的村民透露，按照附近的房价折算，两亿肯定没有，但一户有个一两千万是肯定的。

消息传出的第三天，深圳警方通报：消息源头文章内容失实，已对编造信息的三名造谣者依法拘留。

“拆迁暴富”的神话，在江湖上流传已久。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暴富”这种极端事例，确实更能吸引民众眼球，刺激社会神经，传播力远远高于普通的拆迁事例。然而，这种极端事例，并不能代表拆迁现实的全部。

来看一些实例：

“我家在一个小县城，政府拆迁，铺面一平米补6千块。要知道10平米左右的铺子租金一年就2万，还年年涨，那点补偿还不够三年房租。”

“我亲戚家拆迁，房子赔了4套，果树赔了150多万，在我们眼里无疑是赚大了。但是，他在老家是种果树为生的，一年净利润能有30万，果树一次性赔的钱只能顶他5年收入。而他还年轻啊，往后更长时间怎么算？也没山头给他包了，也没文凭什么的，现在只能在厂子里当保安。”

“我们浙江北部农村，不管你房子好坏，补偿你30万，再让你出几万块在规划好的鸟不拉屎的地方买一块宅基地，造不造房随你。当地都是些自建的小洋楼，建房加装修都近100来万打底了。这点钱在当地连半个毛坯都造不了。”

“我们这边，一平米门市房才补偿2000，一平米的住宅房都要卖到4000块了！我们家这块地，六年前就有人花30万买，当时我们没卖，现在拆迁了，直接20万打发你了。”

“我老家县城，房子不算大，但是一家三口住的很宽敞，装修完一天没住给拆了。在郊区盖了一栋高层，统一只有110平的大户型，我妈妈还要再添25万左右才能搬进去。我们那个小县城，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攒够过10万现金的！”

“我家也拆迁了。回迁房烂尾7年，安置费生活费自打15年就没发过，各种补偿款一分没有。自打拆迁了，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我村的年轻人堪称史上最失败拆二代。”

拆迁现实中，所谓的“一夜暴富”确实存在，但基本都是发生在“北上广深杭”，这类（准）一线城市的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而且其中“暴富”的人群，也都是拥有很多房产或地皮，本身经济状况（房租收入等）就比较富裕的群体。拆迁，只是把他们的多年收入变成一次性折现而已。

与之相对，在全国更加广阔和普遍的区域内，拆迁只是使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一定改善， 或者给予合理（不降低原生活标准）的补偿安置而已。咱们国家，并没有制定通过拆迁让民众“暴富”的政策。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从政治价值和经济规律角度来看，也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国家，会通过拆迁让人民实现“暴富”。

拆迁现实中，更为严重的情况是，由于不少地方的基层官员的贪腐和乱作为，许多拆迁户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拆迁没有“暴富”，反而几近“返贫”！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近些年来，全国各地95%的贪腐官员与城市拆迁改造和房地产开发有关。

中纪委2017年通报了52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其中“侵吞拆迁补偿款”等动用群众补偿款的问题超过一半。

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通报，2017年全国一审受理征收拆迁类诉讼达到行政诉讼案件总量的17%。过去三年里，征收拆迁类案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领域和司法监督的重点领域。

来看一些贪腐实例：

北京市康营村原村干部梁达，骗取拆迁补偿款1亿余元。

深圳市大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大望村村长）李伟忠，骗取拆迁补偿款1181万元。

河南省许昌市东城区动迁中心工作人员李会勇，贪污受贿4500万元。

深圳市南联社区原主任周伟思，在拆迁工作中收受贿赂4900万元。

北京市喇叭沟门满族乡原副乡长张卫国，诈骗拆迁款956万余元。

深圳市葵涌街道办基础设施项目拆迁安置办公室原主任黄伟明，贪贿800余万元。

安徽省合肥市吴郢村原村支书蔡善久，贪污拆迁补偿款500余万元。

北京市怪村中心村原村支书郭文、沙锅村原副主任荣军，贪污拆迁款997万余元。

广州市汤村原村主任汤柱辉，骗取征地补偿款500余万元。 

南京市大里社区原书记、副书记，主任、副主任四人，一次性侵吞拆迁款820万，在其他项目中侵吞拆迁补偿款263万余元。

北京市李桥镇原书记、镇长李丙春，贪污拆迁补偿款3800余万元、挪用拆迁补偿款等公款1.78亿余元。

范华培灵堂

地方基层官员在拆迁过程中的贪腐和乱作为，催生了许多官民矛盾和冲突事件，甚至引发出一些震惊当地的拆迁血案以及生命的凋零。

2016年5月，郑州市薛岗村拆迁户范华培，因为自己的房屋是借款80万元新修的，但是只能得到50万元补偿款。极度悲愤之下，他最终砍死砍伤3名路人和一名街道干部，之后被警察击毙。

成都市金华村村民唐福珍，在政府强拆过程中，用汽油浇身要求停止强拆，对话解决争议。但拆迁方并未理会，最终唐福珍在自家天台上“自焚”。

甘肃省兰州市一小区的4名老人，因为拆迁遭遇停水停暖，半月内相继离世。

江苏省东海县陶兴尧，为抗议强拆，与儿子一起在家中自焚。

吉林省吉林市一位73岁老人，因拆迁期间拿不出6000元的房租费，趁老伴出门时在家中自杀。

前几天，笔者参加一个法律学术界拆迁领域的研讨会。与会专家纷纷表示，近几年，拆迁相关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少，使得民众对拆迁实际情况的了解也越来越少。

但是，笔者觉得，拆迁类的报道并没有减少。减少的只是强拆、血拆之类的负面报道，与之相对，所谓“拆迁暴富”之类的真、假新闻，却依旧充斥着网络空间，甚至在“富二代”、“官二代”之后，还催生出一个“拆二代”的社会热词。

当我们看着网络上流传的“拆二代”的假消息，手里却捧着拆迁户们哀泣的控诉材料时，我们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心痛。

拆迁之前，有多少人们是抱着美好的愿望“喜迎”拆迁！然而一旦真正遭遇拆迁，又有多少人们得到的却是明显偏低的拆迁补偿，面对的却是自身合法权益的严重受损！经过现实的洗礼，绝大多数拆迁户都已不再抱有“非分”之想，他们所希望的，仅仅只是得到合理的补偿！

我们理解并支持经济建设和公共利益。但是，经济建设和公共利益，并不意味着就要降低拆迁补偿！相对于土地征收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合理的拆迁补偿费用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中央各类政策法规三令五申，无论拆迁的目的是经济建设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还是为了改善民众的居住条件，底线都是不能降低拆迁户的生活标准。然而，总有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在拆迁的实际运作中，有意无意地违背中央政策法规，忽视民众合法权益，拍脑门乱作为，甚至故意贪腐，侵吞拆迁补偿款。

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在快速进行。越是这样，地方基层政府就越应该重视和尊重拆迁户的合法权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换取民众对于拆迁的支持，也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快速进行！

梦想，并不等同于现实。

网络，更不等同于生活。

在一个“拆二代”的虚假光环之下，掩盖了多少在拆迁现实中痛苦挣扎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