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之前，老人在女儿家的每个房间门前都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回到屋中，她把老照片一张张翻出来，挑了女儿年轻时的几张黑白小照片和一张结婚照摆到柜橱上。
女儿看到照片后，“立刻意识到，妈妈走了”。当她发疯似地冲进母亲房间时，桌上放着的农药已经将老人91岁的生命带走。
福建省永春县仰贤村的91岁老人刘奶奶，因为害怕拆迁后拖累子女、无处可去，在家里喝农药自杀。
“她身体一直很健康，但得知要拆迁后一直郁郁寡欢。”女儿说。村里知情的老人说，死前三四天，刘奶奶一直在抹眼泪，时不时地念叨着“没地方去了”。
根据永春县的拆迁方案，此次拆迁的过渡期限为36个月，期间村民们只能租房子住。“对于有老人的家庭来说，租房太难了。因为担心老人死在自家的房子里，所以没有人会租房子给年纪大的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专家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当前的征收拆迁大潮中，老年人往往是最脆弱，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同时，老年人也往往是抵制拆迁最坚决的群体。
2010年春，云南省昆明市小村被纳入城中村改造范围。
2011年10月的一个清晨，十多个村中的老人聚集到了离村口不远处的废墟旁闲聊。
他们看到一条整版刊登的新闻，大意是说，同在滇池边的福海村前段时间被拆迁，失去房子的老人变得无处可归，因为村外房主嫌老人体弱多病，拒绝老人们租房。于是几十个老人不得不回到已成废墟的村子，栖身于猪圈、柴房之中。
大家看到这条新闻，倒是没有太惊讶，附和到：“是的嘛，搬出去咋个整!”
对小村的老年人来说，这类消息实在已是司空见惯了。
在拆迁开始后的一年半中，小村就有三四个签字搬出村子的老人在病重时被房主赶出，这些老人最终只能被家人送回已经废弃的村子，在破房子甚至临时搭起的窝棚里，凄惶去世。
专家指出，要了解拆迁对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最直接的办法便是观察对此最为敏感的老年人群体。
小村拆迁中，有多达57户，共计97位老人明确表示不管“给多少钱都不让房子”。
在被问到“为什么不愿搬迁”时，老人们的回答十分零碎：“吃不惯”、“爬不动”、“处不好”，或者干脆笼统地说“不方便”。这些看似琐碎、细小的事情，其实已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
村民田奶奶老伴的胃病很严重，吃饭见不得葱、姜、蒜等刺激性调料，每天还要喝中药。
开始拆迁后，有次区领导来小村下访，田奶奶抱着给老伴熬中药的瓷罐跪在区领导面前说：“我是有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组织要拆迁，按说应该带头，可要把老房子拆了，老倌的病咋个办？”
“熬药”这种看似细小的问题，却恰恰表明了拆迁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何等剧烈。
对田奶奶来说，老房子已经和她老伴的病情，和她每天的生活作息，甚至和如何寻找木柴、如何生火熬药，如何让老伴晒太阳等等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拆迁看上去改变的只是一个居住地点，但她却需要因此重新安排自己的全部生活，这种改变显然已经大到七十多岁的田奶奶无法承受的地步。
“爬不动”，是很多老人不愿搬迁上楼的理由。
“爬不动”的直接结果是老人尽量减少了自己的出门次数，不得不告别以往那种整天走家串户的生活，转而学习对着电视混日子或者在发呆中打发时间。
搬迁之前，老人们每天除了吃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村里转来转去。
从大清早起，人们就会在几个固定的地点聚集起来打牌、“吹牛”；午饭之后又会去打麻将、看花灯、抽水烟。
女人们上午基本是在农贸市场附近，一边买菜一边与碰到的熟人“款款”，下午则大都聚集在不同的村民家里聊天做鞋。
住在小村的老人们虽然不再种地，但仍过着长久以来的村庄公共生活。而一旦搬迁，“爬不动”的问题将使他们不得不减少与邻居们的交流次数。
“老人们在所居住地区生活最久，社会网络也最稳定，而拆迁却是要将老人的社会网络硬生生地打破，这让老人们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生活便利上都无法接受。”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友琴说。
2013年5月的一天傍晚，山东省青岛市的隋爷爷给家里人留了封信，里面句句都在道别，最后提及“我要回家了”。
家里人看到信后，发动亲属到处去找，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才在面临拆迁的老房子处找到隋爷爷的遗体。
一年多以前，64岁的隋爷爷因为老房子拆迁，和家人一起从鞍山路搬到了浮山。搬走之前，老人在鞍山路住了不少年头，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
“哎，老人也是想落叶归根，最后选在了这个地方。”一位亲属说。
在中国当下，大部分成年子女都是与父母分开居住。日常生活的复杂和琐碎使得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家庭成员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摩擦。但拆迁却往往迫使老人与子女合住，这些家庭由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内部纠纷。
村民陈爷爷老伴的去世源于拆迁后，日常生活中的一顿饭。
拆迁之后，陈爷爷老两口搬去了二儿子家同住。一天陈爷爷的老伴买了些熟羊肉，二儿子看到后指责她不会过日子，“买肉怎么不顺便要些汤？”陈奶奶便又拿着大铁锅去农贸市场要羊肉汤。
等她抱着铁锅上楼时，听到二儿子正对陈爷爷说“只要你们肯搬走，莫说20万，200万我都愿意掏！”陈奶奶听到这话，气昏过去并摔下楼梯，随后被送往医院。
陈奶奶一周后出院。之后仅仅十来天，陈奶奶便在二儿子的家中郁郁而终了。村民事后普遍认为，陈奶奶是“给儿子活活气死的”，“要是莫拆那点老房子，人还不会死”。
专家认为，这种对生活本身的改变所带来的苦痛，其实发生在每个拆迁户的身上，只不过在老人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罢了。
“这种苦痛虽然深切而具体，但在完全以市场语言进行的拆迁中却无法得到任何补偿，甚至根本不被考虑，最终只能由每个个体及其家庭默默承受。”
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报道，在拆迁引发的事故中，老人受伤、死亡的比例极高。同时，在众多拆迁小区中，抵制拆迁最强烈的也正是老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专家指出，事实上，老人依然保持着、或至少是在习惯性地履行着某种“家园守护者”的角色，这使得他们会在房屋面对外来威胁时挺身而出捍卫“家园”。
更进一步，居民中的父辈出于对子辈的爱护，往往会劝阻子孙不要太过涉入在他们看来不太安全的抗争活动。
在拆迁中，很多老人们都劝退儿女，而由自己“站出来顶着”。在他们看来，自己时日无多，可以“豁得出去”，可子孙日子还长，不能出意外。
这种天然的“舐犊之情”使得老人们不光是为了自己或房屋，更是为了子子孙孙在顽强地与拆迁抗争。
江苏省东海县92岁的老人陶爷爷，是一名曾参加过1949年金门战役的老战士。
2010年，为抗议正在进行之中的强拆，陶爷爷与儿子一起在家中自焚。
68岁的儿子死了，陶爷爷却痛苦地幸存。偶尔在醒来的时候，他就问身边的人，儿子怎么样了，家里的房子和猪还好不。
此前，陶爷爷常说的话是“活着就好”。
他搬来与面临拆迁的二儿子同住，是担心“老二不识字，脾气直，我去做个伴，能壮胆”。
据家人讲，“老人去年搬来后，就没出过家门，他怕房里一旦没人了，就有人把房子强拆掉。房子又老又旧，天气潮湿的时候，屋里也潮湿，但老人就是不出门”。
《潇湘晨报》对此评论道，“孤独与暴力，是老人在拆迁中最难面对的，儿孙们权利与幸福的流失，又是老人最痛心的。守住房子，就是守住一生的幸福；守住房子，就是守住下一代的权利与幸福。”
笔者听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一片正在拆迁的农居点，大半房子都已拆除，连窗子都被拆了，只有一处例外。
这家不但基本完好，而且人气很旺，他们正在办一场丧事。
在拆迁的当口去世了，老人都没有机会享受新房了。
村民们说，老人算是把一切都给了孩子们，签协议、赔款，都到位了，连两年的安置费也刚刚拿到。这些都是按人头算的，多一个人，就多一笔钱，房子面积也相应多几十个平方。
这些都到手了，最终全留给了孩子，老人在拆房的最后一刻离开，在老房子里离开。“时间点把握得刚刚好”。
如今子女们把丧事办得风风光光，吹吹打打一样不少，场面还摆得更大，喇叭震天响。
对于老人来说，可能是个安慰，他死在老房子里，事也在老房子里办，把该留的都留下，“识趣”地随着老房子一起去了。
但这其中，不免多了一丝凄凉……
注：本文引用了新华社，及《法制日报》、《法律和社会科学》、《华商报》、《河南商报》、《南方都市报》、《海峡都市报》、《城市信报》 、《潇湘晨报》、《新文化报》、中国新闻网等媒体的相关报道，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