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龙：组织实施是什么时间点。

潘金忠：你说的这个观点，首先一个问题，不管这个合同在拟征收阶段是有效还是无效的，或者说有效或者效力待定。那么实践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并不是说你认为在拟征收阶段的协议有效就是能解决的。这是需要后续的相关的一些土地征收的配套制度去完善的，所以你拿这样的一个逻辑分析来证明这个合同，在这个阶段应当有效，是不成立的。

毕文强：你们讲的是两个概念。

潘金忠：两个概念的问题，是需要制度性进行再次去约束，再次规范的问题。

毕文强：那我把它归纳到一个焦点上，我也觉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是律师，我们在事务中遇到了，我在查到了这样的一个征收补偿协议的时候，我到底是把它按照一个有效的合同，行政协议来对待，还是按照一个效力待定的行政协议来对待，那么在法律上采取的手段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必须明确第一点，这个行政协议是不是必须得向这个潘律师所讲的，有一个征收批复作出的这样一个前提才能有效，我们先从这个点上来讲，刘律师你怎么看？

刘春龙：我觉的从职权的角度上来说，新的《土地管理法》赋予了征收机关在拟征收过程当中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这个职权。而且标准是以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标准确定的，那么签订这个协议就是应当是有效的，我刚才已经讲过，因为政府即使是在拟征收过程当中，它的前提也是有前置依据的，因为它已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发展计划，还有4个规划，包括土地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等。它也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

毕文强：我觉的两位的观点，基本上多说清楚了，你还有什么补偿吗？

潘金忠：我要补充一下，这份合同的效力问题，需要从两个角度来考虑，第一个是从这个行政的相对人和行政机关的，这样类似于民事的规则角度来说，具体履行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效力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到行政协议从一个行政行为的角度来看，它的效力是一个公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是否生效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考虑这个问题，第一我觉的这是有待于立法或者制度进一步确认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我觉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问题，可以从学理上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