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无数中国军人抛头颅、洒热血，以血肉之躯铸就了和平与胜利；而如今，这份守护的使命从未间断，仍有无数军人默默捍卫着祖国的安宁。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值此重要纪念日之际，盛廷律所特别邀请所内曾服役于部队的部分律师及助理，分享他们从军营到律所、从军人到律师的转型历程。我们将围绕职业技能迁移、行业适应挑战、身份认知转换等话题，聆听他们的故事与思考。
受访嘉宾：
薛高阳，陆军边防战士（服役时间：2018.09-2020.09）
窦帅，武警警卫兵（服役时间：2017-2018）
许得帅，空军警卫兵（服役时间：2018.09-2020.09）
田阳阳，武警警卫兵（服役时间：2007.12-2009.11），火箭军（原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服役时间：2009.11-2012.12）
军旅生涯 受益匪浅
军旅生涯中最让您受益的习惯是什么？
薛高阳：“我之前在中朝边境服役，军旅生活中日复一日的重复训练与严格的生活制度，很好地锻炼了我的抗压能力和执行力。有助于我应对法律工作中的突发紧急情况，让我在高压的环境下尽可能保持稳定的表现。”
今年8月12日，盛廷举办的“中阿农产品贸易法律制度与商贸机遇”专题研讨会，薛高阳要给参会的阿根廷外交官员、农业企业代表与中国法律实务专家、学术研究人员及科研机构代表作《阿根廷企业对华贸易合规实务分享》的主题演讲。演讲前一天，薛高阳彩排试讲下来要29分钟，但会议规定只能讲10分钟，他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调整。他对原稿进行大致评估，删除多余板块，保留重点内容，判断好自己的语速……第二天,他顺利完成了演讲。现场计时的同事说，他讲完正好是10分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薛高阳主题演讲
许得帅：“部队注重集体荣誉与协同作战。对单个军人来说，虽然部队不提倡个人英雄主义，但个人素质也要过硬，在面对艰难任务时，得拿出真本事来。这一点和我们律所的办案模式挺契合。
一方面我们是团队办案，要合作；另一方面每个办案律师都要具备办案能力，能独当一面。
比如，一个案件中，有律师负责材料整理、有律师负责与当事人沟通协调、有律师负责法院庭审、有律师负责协商谈判，大家相互协作，如果遇到困难，团队共同研讨，有疑难杂症的，还有专家律师、主任律师介入指导。”
窦帅、许得帅为团队培训规则意识
田阳阳：“我服役了5年，部队教会了我严谨和诚实。我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火箭军部队都服役过，平时要站岗执勤，虽然这项任务看起来很枯燥，好像只是往那一站，但作为执勤的士兵，你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一次警卫的失败可能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在部队里必须要如实汇报，这样才能让和你打配合的战友能够又快又准地完成任务。对于法律工作者来说，这两种品质也很重要。比如，要向律所如实汇报当事人的困难或者特殊情况，要向当事人讲清楚律所的底线，不能为了获利就向当事人轻易承诺，就无原则、无底线地接办案件。”
主任助理田阳阳获赠锦旗
窦帅：“去部队让我性格变得自信和开朗了，这种转变从勇于尝试开始。我以前不是个很自信的人，我平时喜欢锻炼，在部队里体能上的优势得到了发挥，军事动作做得比较漂亮，连里就让我去指导战友。
有一次办演讲比赛，我从来没演讲过，觉得上去也拿不到好的名次，但每个连队都要参加，我就抱着不能给连队丢人的心态上了。那阵子我每天苦练，练得比较狠的时候，连续一个星期半夜三点起床练到五点才回去躺下休息。本来以为拿不到好名次，没想到最后拿了第二名，也算给连队争了光。后来要挑选一名新兵去授权？仪式上发言，就选中了我，我就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了。
其实部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事该不该干，该怎么干，只有先行动起来才知道。”
退伍后，窦帅将“想到就去做“的习惯延续至学习中，顺利考上研究生，并通过了法考，来到了盛廷。
招之必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如何适应退伍生活？面临的挑战有何不同？
退伍初期，难免会遇到一些行为习惯、人际交往、思维差异、价值认知上的挑战。刚从部队返校时，薛高阳就闹了小小的笑话。课堂上老师一点到他的名字，他就条件反射站起来，因为部队里就是这么要求的。
军人和律师虽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职业，但身份转换后，工作性质就不一样了。军人保家卫国，是老百姓的"守护神"，老百姓对军人是天然的信任；而律师只是“专业的法律帮手”，帮一个当事人或者一个家庭打官司、解决问题。
薛高阳表示：“有的当事人会把律师放在高位，但我们要清楚自身的定位是‘法律服务者’。我们会遇到一些着急、情绪波动大的当事人，这时候得记住自己是来提供法律服务的，不能怠慢他们。不管是军人守护国家安全，还是律师帮当事人解决难题，那种成就感是一样的，再辛苦也值得。”
另外，律师们还分享了服役和律师工作受的苦有什么区别。服役的“苦”主要是身体与纪律性的磨练，如长时间的站岗、严寒酷暑的训练；律师工作的“苦”在于心理压力、案情的复杂性以及当事人的情绪管理上。二者的差异，导致他们在转型的过程中一致认同在部队“有话直说”、“刚性直率”的沟通方式，在律师工作中需要进行调整和适应。
“其实适应的过程从走出部队大门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许得帅感受很深，他认为面对当事人的情绪问题，需要先共情再讲法理。受部队优秀政工干部的影响，他将“共情—沟通—引导”的模式应用于法律工作上。
“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政工干部首先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结合亲身经历，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把遵守纪律的重要性讲出来，让我们理解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许得帅说：“如果当事人有情绪问题，那我肯定也要先考虑情绪产生的根源，当事人有什么难言之隐，还是我们沟通不足？先了解再有针对性地疏导解惑。”
此外，部队讲究服从命令、高效执行，遇到突发情况必须争分夺秒，少想多做；而律师的工作更具有灵活性，需要有辩证质疑的思维方式，在一定时间内认真研究后再全面应对。
“挑战不可避免，我们只能积极面对。有些习惯可以放下，但有些品质不能放下。”许得帅想对自己、也对想转行律师的战友说：“要放下的是过于刚性的思维模式，学会灵活变通；不能放下的是部队培养的执行力、责任感与担当精神，这些品格无论在哪个行业都至关重要。“
军装与律师袍带来的使命感有何异同？
军人和律师两种职业都具有使命感，军人身份带来的是守护社会的荣誉感，而律师身份的价值感则体现在帮助个体恢复正常生活。他们认为，这两种职业都是为人民服务，只不过服务的领域不同，其使命感在本质上相通。
在上一个关于如何适应身份转换的问题上，窦帅说：“我是从一个‘院子’跳到了另外一个‘院子’里，也不是直接去社会上打拼。从学校到部队，再从部队回学校，本身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学校就相当于缓冲阶段。”他头疼的不是行为习惯上的不适，而是价值观念上的冲突。
身为一名党员，他容忍不了别人对党和国家的崇高和严肃性的调侃。“其实在部队时，我真的感觉自己可以为了国家去做任何事情，哪怕是上前线。”退伍后，他曾听到一些逆天言论，比如，有的是对革命烈士的污名化，有的是诋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
“一开始我会反驳，后来想我跟他们争什么呢？没什么好争的，坚持自己的就行。“窦帅虽然学会了释怀，但语气中还透着一股子不服。他觉得自己这样在别人眼里可能有些“冒傻气”。
窦帅收到锦旗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坚持。从古至今，我们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从未停止。一百年前，鲁迅曾在杂文《战士和苍蝇》中批判：“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 鲁迅通过“战士”与“苍蝇”的对比，讽刺了那些在英雄牺牲后专挑其缺点、自以为是的卑劣者。
近期，《人民日报》在《警惕关于纪念抗战的几种错误论调》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不是被夸张了，而是被一些人故意贬低、诋毁了。“该文围绕抗战话题，表明了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
窦帅坦言，他对党的认知升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入伍前，他对党的理解仅停留在表面；军旅生涯中，他获得了初步的认知；考研期间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认识更进一步；读研后他光荣入党，对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直至今日。
当被问及为何怀有如此真挚而深厚的情感时，他动情地说：“我的老家是江苏北部与山东接壤的一个小县城里的小村庄，以前的生活特别苦。我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但我的父辈、祖父辈他们经历过。他们闹过饥荒，没饭吃，人活的非常不像样，非常的苦。我是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的，现在我看到他们的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包括能让我们接受教育，能把我们供上大学，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给的机会。所以，我非常感谢党和国家。”
而他也用实际行动回应。入职盛廷不到一年半，窦帅已经收到九面锦旗。每面锦旗背后不仅是当事人对其法律素养的认可，更是对其职业品格的真挚褒扬。对于这些曾经服役于部队的盛廷律师们来说，“退伍不褪色，时刻准备着”从来都不止是一句响亮的口号。
最后，在分享军人和律师的职业使命感有何不同的环节，我们挑选了窦帅的回答作为本篇采访的结尾：
“我觉得一个人民律师，一个人民解放军，在本质上那都是一样的。“
“其实你更看重‘人民‘这两个字是吗？“
”当然了。“
”律师和当事人之间不是一种契约关系吗？“
“在我们国家不是这样，我们国家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人民’这两个字是一种信仰，如果每个行业的人都有这种信仰，那这个国家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有观点认为征拆律师与政府是对立关系，作为深怀爱国之情的征拆律师，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属性与政府立场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这是为了让政府变得更好。国家的党员数量已经突破了1亿，什么群体里都有坏人，何况这么庞大的群体。我们就是来弥补国家法治层面上的短板的，这也是一个征拆律师存在的意义。”
军人是人民的军人，律师是人民的律师，从军营到律所，从保家卫国，到守护权益，他们不过是换一种方式在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