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是您家的四间房屋，而这里，是项目征收的范围……”

在盛廷律所整洁温馨的咨询室内，陆迦楠律师正专注地与当事人一起剖析着案件的每一个细节。她巧妙地利用桌上的矿泉水瓶作为道具，仿佛指挥着一场精妙的“战略部署”，帮助当事人一步步理清纷乱的思绪。每当触及到关键的信息点，她都不忘示意一旁的助理仔细记录。

面对当事人满怀期待的目光，陆迦楠总是秉持着一份真诚与耐心。她将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困难说得尽可能详尽，确保当事人在做出决定前，能够对案情有全面而清晰的认识。如果说，盛廷律所是一家“法律医院”，陆迦楠就是“征拆”科室的主治医生，用她的专业知识与人文关怀，为每一位“患者”提供最贴心的治疗与帮助。

成为主角，艰难却也热血

在正式成为一名律师之前，陆迦楠曾是一名销售主管。她的转行经历有些戏剧。因为看了一部港剧《壹号皇庭》，她被剧中的律师角色吸引，毅然决定转行当律师。辞去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从零开始踏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她的“冲动“，不免令人费解。同时，她也面临着质疑：一个干销售的能干律师的活吗？她说不知道，但她想试一试。

起初，朋友介绍她去律所实习。然而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首先要考律师证，这是这一行的入场券。年轻的她，意气风发，但考证的那段日子，她是孤独的。第一年没考过时，她没哭；听到旁人的冷嘲热讽，她没哭；看到同龄人稳定的生活，她没哭；想到自己未知的未来，她没哭。第二年考过时，她哭了。有了这张入场券，她就离自己的主角梦更近一步。她说：“最开始工作我是想解决温饱问题，温饱问题解决了，我更希望自己能有社会担当。”

想要成为主角并不容易。做征拆案子，和征收方打交道更不容易。这些年来，陆迦楠和搭档汪庆丰律师一直在和征收方打交道。

有一次，征收方带了两名工作人员和律师谈判，一上来就要求审查律师的身份，陆迦楠他们出示了律师证，同时也请对方出示证件，对方拒不配合。谈判开始后，汪律师在屋里和征收方谈判，陆迦楠在院子里整理材料，大门敞开着，陆迦楠听到里边传来吵闹声，对方有三个人，汪律师单枪匹马，感觉是要打起来了。陆迦楠来不及多想，顺手抄起一张长条凳子就往里冲，准备“干架”，最后万幸没打起来。后来跟汪律师聊天，汪律师说：“这种情况下，你一个女生跑进来多危险，应该赶紧报警或者找人帮忙呀！”陆迦楠说：“对面三个人，我怕你吃亏啊，我是女的我怕啥，我拿着板凳我就敢打呀。”

早些年，征拆方会用很多手段阻止律师介入案子。最早陆迦楠和汪律师出差时，每次选房间都要选相邻或者对门的，就怕征收方晚上过来找麻烦。很多次，陆迦楠会把房间里的垃圾桶怼在门口，为了能随时听到门口的动静。那时候，征拆矛盾很激烈，征收方会把矛头指向律师，他们觉得只要律师不参与进来，就能搞定当事人，律师一参与进来，就很难搞定了。有的律师同行，遭遇更让人同情。有的在开庭前被抢电脑，有的在开庭后被威胁“活埋”，有的经常被堵门……那时候，陆迦楠需要应对许多突发和危险的情况，现在随着法治环境的改善，征收方已经很少用这些手段了。

不敢松懈，开庭就像走钢丝

当事人刚委托律师时，都需要一段时间建立信任。法律程序启动需要一定时间，那段时间当事人心里没底，会不停地找律师。陆迦楠说，等到相关程序启动，开过庭之后，当事人就不会频繁找她了。

这么多年，她像走钢丝一样，兢兢业业，生怕错过哪次开庭。法院的传票、短信、电子邮箱，包括纸质的邮件，她时时刻刻都得盯着，怕误了哪个上诉，误了哪次开庭。有时候刚睡着，突然想起哪件事没办，激灵一下就醒了，她就马上打开电脑处理。

某次开庭的前一晚，陆迦楠突然胃绞痛，发高烧，一晚上没睡着，她一直在担心这会不会影响自己第二天开庭的状态。但第二天上午一进入法庭，或许是因为法庭的氛围，或许是因为进入状态后的忘我，她全然忘记了疼痛、发烧带来的不适，整个庭审竟然进行的异常顺利。

还有一次，陆迦楠自己开庭。征收方有四个人，一个副区长、一个街道办主任和两个律师。陆迦楠一对四，在法庭上唇枪舌战。开完庭后，副区长过来找她握手，最后友好协商地把问题解决掉，当事人拿到了上千万的赔偿。当时，旁听席里坐着20多个有征拆纠纷的当事人，听完这场开庭，现场就跟她签了委托合同。

平时在律所里，陆迦楠看起来平和、优雅、话不多，但是只要坐在法庭上，她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满血复活。然而，她吐槽和汪律师开庭时，经常一开口就被汪律师“截胡”。汪律师是律所里公认的庭审战神，她只好开玩笑说：“没办法，人家不让说话，我只好偷点懒。”

最大的喜悦，无法用语言形容

作为法律人，陆迦楠对法律有敬畏之心。但当法律不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她也会有绝望的时刻。可只要想到当事人，她就有坚持下去的动力。“虽然你绝望，但你再回头看看那些当事人，你会觉得他们更无助。如果连我们都放弃了，他们怎么办呀。” 

2014年，陆迦楠和汪律师应四川成都某县十几户村民的邀请，前往当地为村民免费提供法律咨询。这些村民面临着房屋和土地被征收的问题，但当时正式的征拆文件还没下达，村民们的委托意愿并不强烈，只有其中一户村民私下来找他们帮忙。

村民肖女士（化名），家里共有八间平房，除了四间主房外，还有四间配房，这四间配房因被认定为违章建筑即将被拆除。通过仔细审查相关文件，陆迦楠和汪律师认为肖女士家的配房不应该被视为违建。

肖女士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婚姻生活坎坷，家庭条件困难，每次支付的律师差旅费是东拼西凑借来的。出于对她的同情，陆汪搭档以极低的成本代理了她的案子，由于费用太低，当时还嘱咐了肖女士对此保密。

案件第一次开庭时，陆汪搭档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深入研究了当地的相关法规，还搜集了大量的案例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指出了街道办无权作出违建认定，最终赢得了第一次庭审的胜利。

然而，对方不服判决，在更换了拆迁主体部门后，再次尝试将该房产定性为违章建筑。第二次庭审前，对方认为胜券在握，专门用大巴车接了上百人来旁听这场庭审，目的是打压陆汪搭档的气势。

庭审中，对方重新组织了证据，并试图推翻之前的判决。面对这种情况，经验老练的陆汪搭档迅速调整策略，从多个角度入手，质疑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强调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最终，法院依然支持了陆汪的观点，确认了肖女士配房的合法性质。陆汪搭档再次胜诉，他们用专业和实力，现场给征收方以及上百名群众上了一堂精彩的普法课。

在第三次针对补偿标准的庭审中，陆汪搭档又取得了胜利——肖女士家获得了远高于其他村民十倍的赔偿金（其他村民房屋征收补偿款是560元一平方米，肖女士家是5600元一平方米），并额外得到了两套房子，以及一份每月收入6000元的工作机会。这超乎所有人的预期，使肖女士的家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案件承办过程中，陆汪搭档也积极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沟通，推动其在未来处理类似案件时更加透明和公正。通过这样的努力，他们不仅解决了个案，也为整个社区带来了一种新的法治氛围，真正实现了“解决一案，规范一片”的效果。案子结束后，很多老百姓慕名而来，他们之间互相不认识，但都想方设法找到肖女士，通过肖女士的推荐，找到了陆汪律师。十年过去，来自肖女士所在地区的案源至今还没做完。

这次经历也彻底改变了肖女士的命运。肖女士把陆汪搭档当做恩人，陆汪搭档也承诺当肖女士的终身法律顾问。每次他们到当地去开庭，肖女士不管多忙，都要去旁听。陆迦楠对她说:“你不用每次都来捧场，我们建立了正式的委托关系，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不用总记在心上。”

法律不是冰冷的文字和条款。陆迦楠说，她最大的喜悦是帮助当事人拿到高额的补偿，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那种喜悦，无法用语言去表达。

疾病，遗憾，假如重新选择

多年高压的工作状态，让陆迦楠的身体负担不断加重。

“十多年了，头发也白了，心脏也不好，血压也高了，降压药到现在就得每天吃了。协和医院的医生说，哎呀，你得吃到闭眼睛呢。” 对于自身的疾病，她还能笑着调侃。当谈到自己的儿子时，她展现出了脆弱的一面。

“光出差孩子能接受吗？”“我觉得是被迫的，你扔惯了嘛，扔惯了他就被迫接受了。”“你想过把出差的频率降低一点，多陪陪孩子吗？”“也想过。”……

2012年，儿子不满一岁，陆迦楠就开始了高强度的出差。儿子今年上六年级，她从来没有接送过孩子上学，也几乎没有辅导过孩子作业。缺少对儿子的陪伴，是她这些年来最大的遗憾。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对她的事业和生活无法平衡的不得已的注解。

她自责自己作为母亲的失职，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弥补遗憾。由于不能常陪在儿子身边，陆迦楠就在家里的墙上挂了一张地图。每次出差，她都会和儿子视频，告诉儿子她所在的城市，走过的路，见到的人，做过的事儿，儿子跟随着母亲的脚步了解这个世界，也逐渐能理解母亲，支持母亲的工作。

选择没有对和错。

“我首先是我，其次才是妈妈、妻子和其他的身份。” 陆迦楠说，人首先要成为自己，才能去影响别人。她相信，她为自己燃烧的光芒，一定能够照亮儿子前行的路。

执业十三年，陆迦楠有遗憾，有脆弱，有病痛的折磨。当被问到假如重新选择是否还会选择当律师时，她说：“当然，人生很难得喜欢的事情恰好是自己的工作，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运之一。”

如果您有征地拆迁相关问题需要咨询解决：

--------《《《《点击一对一咨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