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正义不正义的？说俗一点，咱就是拿人钱给人办事儿。” 正义的是法律而不是律师，让当事人看到法律的正义，就可以称作好律师了。

这句话，常茂生律师常说。每当有人用“正义的化身”这类崇高的词汇来称赞他时，他总是用朴素又“俗气”的道理，卸下所有不切实际的光环。

然而，这位拒绝被崇高化的律师，在评价律师这份职业时，却用“有魅力”三个字来概括。

常茂生不是一毕业就去当律师的，他在法院当了三年的书记员，又在公司做了两年的法务。对他来说，做这些工作就像去一家 “网红餐厅”，装潢好看，菜品却一般，虽然能吃饱，但总觉得差点意思。思来想去，终究觉得不合胃口，还是放下筷子走了。

相比起“网红餐厅”，他更喜欢路边的“苍蝇小馆”。“苍蝇小馆”虽然环境简陋，但味道惊艳，酸甜苦辣都有。律师工作也是这样，每个案子都不一样，随时面临新的挑战。

2019年，常茂生来到盛廷律所，开启了他的执业律师生涯。在盛廷，常茂生被晚辈们誉为“六边形战士”，这称号是对他全能实力的认可。在律所内，他是能够同时承办民事、行政、刑事三大领域的案件，并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律师。

当问到律师工作的魅力体现在哪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觉得是挑战，不一样的挑战。”

征拆三板斧？当个笑话听就行了

有人认为，征拆案件太好做了，只要按“征拆三板斧“走，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常茂生却笑称，“三板斧”当个笑话听就行了，现在绝对不适用了。

征拆案件更多的是要面对来自外部的压力。一般来说，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拥有平等的地位，但征拆案件中有一方是政府，老百姓压力很大。常茂生说：“比如你找律师是吧，行，我隔三差五上你家找你‘谈话’去；你家里有公务员、老师、医生吧？回头我给你家人‘做思想工作’去；或者干脆说不给你补了，就这些钱了，明儿我就拆你的房去。”

有的当事人最后扛不住了，会瞒着自己的律师，悄悄和征收方签下协议；或是半夜突然给律师打电话，也没什么急事，纯粹是内心焦虑到了极点，需要一个出口。

“好多老百姓跟我们说过，他们这辈子就没去过法院，没告过人，结果一告就把政府给告了，你想他心里边承受着多大的煎熬。”

正因为如此，律师要面对的，不止是诉讼的挑战，还有守互好当事人内心防线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比法庭博弈更难，也更考验律师的耐力与温度。

征拆案件中，当事人一方往往面临证据薄弱的困境，这是常茂生作为律师要面临的更大的挑战。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征收方的法律意识也变强了，有些手段也更“高明”了。

过去，征收方因法律意识薄弱，证据准备不齐全，给律师留下不少可质证的空间。现在不一样了，整体上来说，征收方开始重视征收程序的合法性，公告该公示的公示，意见该征求的征求。程序越来越规范，意味着过去常见的“程序漏洞”变少了，诉讼难度就上来了。

过去遇到征收，可能领导一拍板就完事儿了，现在征收方知道听取民意，找村民开会决议了。表面上看，该走的流程一步不落，至于过程合不合法，就不清楚了。

在涉及村民签字的程序中，律师常面临棘手的举证难题。如果质疑签名有人代签，你要举证，要去找村民核实，但一般村民都怕得罪征收方而不敢说。

更复杂的是，就算是本人签的字，整个决议过程程序合不合法也是“雾里看花””。会议组织往往松散随意：参会人员流动频繁，难以核实是否符合法定人数。签字环节同样存疑——是现场大家可以一块签，还是带回家签？是不是自愿签？这些都无从保证。常茂生办过的案件里，就有村委会挨家挨户敲门让村民签字的。

这些都是当事人维权遇到的真实困境。极少数情况下，能提供确凿证据的，法院或许会采纳。但现实是，普通当事人往往处于弱势，缺乏留存证据的意识或能力。因此，即使律师在法庭上指出程序问题，也常因证据薄弱难以获得法院的支持。

如何在证据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为当事人争取权益？常茂生承办的一起强拆案便是绝佳例证。

该案中，征收方以“无房产证”为由强拆了当事人的房屋。常茂生接手案件后，首要难题就是如何证明房子是当事人的。当事人手里既没有房本也没有土地证，经过他一步步的沟通引导，当事人想起村里曾经有一张村址规划图，上边清晰标注了当事人的名字和房屋位置。

但光有这份规划图，证据还略显单薄，常茂生又指导当事人拿着规划图到村里开出其在村内有宅院的证明。另外，常茂生继续追问房屋历史，当问到房子是否涉及过诉讼时，当事人回忆起两年前开发商推土挡路，他曾起诉开发商并达成调解！常茂生立刻锁定这份关键调解书。

果然，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上把房子的归属权写得很清楚，常茂生如获至宝：”这好，咱就直接拿来用！“尽管出于当事人顾虑，这份调解书最终未正式提交，但整个调查中梳理出的清晰脉络和多重证据，已足够说服法院认可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这个案件让常茂生意识到，在当前征拆诉讼难度升级的情况下，仅从发现对方重大漏洞这方面入手远远不够，律师必须激活发散性思维，像侦探一样挖掘证据拼图，引导当事人回顾细节，从看似无关的陈年旧事、文书档案甚至生活痕迹中，发掘出那些能佐证权利的”替代性证据“。

你怎么为“犯人”辩护

老百姓看到贪官、强奸犯、杀人犯受审，第一反应肯定是“活该“。当律师介入时，有人甚至会指责：“你怎么能给这种人渣辩护呢？”

常茂生也常被误解，但他说：“什么事都怕换位思考——假如哪天你被人诬告了，你希望有人替你说话吗？ “

律师的辩护不是为了给 “坏人”洗白，而是维护他说话的权利。所谓的“坏人”（嫌疑人）被关押着，自己查不了监控、找不了证人，他们自我辩护的力度是很小的。当检察官一次性摊开三五本卷宗、法院一味地追问他们是否认可自己的罪行时，大多数人不是学法律的，根本无从分辨，这时候只有律师能帮他们辨别。

曾经有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公安做饭，检察院端菜，法院吃饭。 这套司法大餐流程本身没问题，但问题出在——被告人就像被按在餐桌前的顾客，端上来什么就得吃什么，让后厨自查也不太靠谱。所以律师要当那个食品安全员，死磕制作流程，确保大家吃的同一锅饭里——没石子、没泻药、没特权的小灶。

真正的法治精神，在于区分为当事人辩护和为罪行开脱。常茂生经办的一起涉嫌强奸的案件，正是这一理念的深刻诠释。

该案中，一名男大学生因女友报警而被控强奸。在酒店共度三天两晚后，女方声称遭遇强行侵犯，并出示了身体伤痕。公安机关据此立案，在后续DNA鉴定报告中，在女方体内检测到男方的DNA，连检察官初次见面时也对常茂生断言：“这种案子我见多了，他就是强奸。” 

常茂生深知，这类案子最大的麻烦在于：它通常发生在私密地方，很难找到像监控录像、目击证人这种板上钉钉的证据。很多时候，案子就变成了双方口供的对质，当两边说法完全相反，谁也证明不了谁的时候，办案人员往往更倾向于相信女方的说法。

常茂生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经过严谨的证据分析，指出案件存在根本性疑点：

1、双方是情侣关系，多次自愿开房。本次也共同入住多日，发生性行为符合常理。

2、全程无暴力胁迫迹象。女方在微信或报警中都未提及被强迫，且有多次机会求救或离开却完全没有采取过行动。比如，呼救、反抗，趁着男友多次离开房间时，报警或寻求帮助。

3、关键证据无法证明强奸。DNA只能证明发生了关系，不能证明违背了意愿；伤痕成因不明，无法直接关联是男友暴力行为所致。

4、入住期间两人还曾共同庆祝、吃蛋糕，点外卖，互动甜蜜。在此期间，即使双方发生性行为，显然也是自愿的。

常茂生向检察院提交了详实的法律意见，案件被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一个月后公安机关补充的证据仍不足。常茂生坚持为攸关这名年轻人前途的案件进行无罪辩护，最终检察院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这是常茂生最有职业成就感的时刻。他说：“面对所谓的强奸犯、杀人犯，可能我心里在骂他们，但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这是我的职责。至于他人恶不恶劣，那是道德层面上对他的审判。我们痛恨‘人渣’得到辩护，恰恰是确保哪天我们被冤枉时，也有人替我们吼一嗓子。” 

冤假错案要不要接受处罚

2020年，河北唐山某地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在被告人认罪口供里，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时间、地点、同伙、盗窃物。

常茂生是本案被告人的代理律师。在整理案件材料时，他发现了一个十分可疑的点：材料里同案犯的口供一个都没有。起初他以为是承办人员遗漏了，但对方明确地告诉他没有别的材料了。听完，他敏锐地从中捕捉到了关键信息。

作为同案犯，承办机关不可能忽略调查，没有同案犯的口供，那有没有可能所谓的“同案犯”是虚构出来的呢？经与被告人核实，被告人委屈地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我是被刑讯逼供的，他们把我拉到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打了一顿，我扛不住了就认罪了。”

常茂生也跟当事人交了底：“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光我们自己说‘被打了’很难让法官采信。因为这种事通常没证据，对方也不会承认，最后很容易变成‘各说各话’。所以，咱们换条路走。把精力放在研究案卷本身，从白纸黑字的证据里找出破绽。只要我们能证明指控的证据链是碎的、是假的，案子就不攻自破了。”

在进一步梳理材料过程中，常茂生又发现了案件中其他的猫腻：盗窃得来的赃物卖到哪去了，估的什么价，卖了多少钱，在案卷宗跟本没有查明。另外，在案卷宗中多位被害人的口供，提问、回答的内容基本相同，让人一看就像是“复制粘贴”过来的。

种种迹象表明，被告人根本没有立得住的作案动机和条件。经过仔细的分析梳理，常茂生用侦查机关的证据反驳了公诉机关的观点。最后，法院采纳了他的意见。案件最终是公诉机关向法院提出撤诉并经法院同意后，公诉机关给被告人作了不起诉决定。

这也充分说明了当事人是被冤枉的。

随后，被告人申请了国家赔偿，最终赔偿下来，案子就算告一段落了。但对于刑讯逼供这事，被告人心有不甘，出于个人原因的考量，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讨回公道。

“我们没有代理这部分。”常茂生坦言，这条路恐怕很难走下去——关键还是缺乏实质证据。

然而，案件了结，思考却未停止。常茂生的语气中透出些许无奈：“我一直坚信法律应当被尊重，但当法律被人刻意操纵、成为构陷无辜者的工具时，这样的‘法’，已经背离了初衷。那些办了冤假错案的人，他们不该受到惩罚吗？”

相对于普通公民，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手握公权力，本就处于优势地位。若其犯错成本过低，甚至无需承担责任，我们又该如何真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他坚信，追责制度必须要更完善。在法律审判之外，道德审判和社会监督同样不可或缺。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公众的审视至少能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监督力量。因此他呼吁，法院应最大限度公开裁判文书和审理过程，让老百姓看看案子是怎么审的，正义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这不仅是对个案的回响，更是对制度本身的叩问。

荒谬 遗憾的案件

1994年的春天，韩先生在河南合法购得一块被明确标注为“非耕荒地”的土地，并在此后的近三十年里一直依法经营使用。2014年，他将该地块出租给李先生用于驾校运营。

2022年土地被纳入征收范围。原本韩先生已经和开发商就补偿金额达成一致，但征收方突然强势介入，将上千万元的补偿压到几百万元。多次协商未果后，征收方最终实施了强拆。更离谱的是，2023年1月，韩先生被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拘留，羁押时间长达一年。

绝望的韩先生一家，最终委托了盛廷律所，律所指派常茂生律师和胡甜甜律师主办该案。

检察院指控的韩先生所谓的“罪行”发生于1995、1996年间，而当时刑法中还没设立“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用今天的法律去追究三十年前的行为，不仅法理上站不住脚，更严重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这一基本原则。

常茂生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更是一场对抗权力滥用的公正之争。通过不懈的努力，法院最终作出对韩先生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他也得以取保候审，走出大门和家人团聚时，韩先生很感激两位律师，如果没有他们，自己不知道还要被关多久。

案件虽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免罪不等于无罪，若任由这顶“罪名”扣在韩先生头上，法律公正就变成了一句空话。两位律师都不愿止步于此。遗憾的是，二审法院并未支持他们关于无罪的主张。

整起事件中最荒谬的地方在于：土地是韩先生出租的，驾校是李先生建的，补偿款是李先生领走的，可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却是韩先生。

“设想一下：地是我租出去的，别人建房、别人拿钱，却由我坐牢，判我有罪，这得多恐怖啊？”常茂生很郁闷，“这样的判例一出，老百姓能不害怕么？”

这个案子韩先生只是委托了一审、二审，但常茂生和胡甜甜都很不服，律所也支持他们继续走下去，在征得韩先生的同意后，他们还在继续为韩先生维权。

常茂生说自己是个乐天派，做什么事都比较顺其自然。说到遗憾，他对自己也没啥遗憾的，唯独这个案子，让他感到遗憾。

常茂生并不是那种声如洪钟的“豪放派”律师。即使是庭审交锋时，他也很少跟法官比嗓门大，而是用一句标志性开场白——”提请法庭注意”，凝聚焦点，让真相在理性的审视中浮现。

在年轻后辈眼中，常茂生更像一位温厚的兄长。当实习新人出错时，他也只是用幽默的方式点拨，不会让人尴尬和不适。即使在高压行业，工作几乎侵占了所有个人时间，但他仍然有一份自在松弛感。在他身上，没有锋利刺人的棱角。

他始终把自己放得很低，“拿人钱，办人事“这种朴素的职业认知背后，是对程序正义的执着，对个体尊严的捍卫，更是对法治底线无声却坚韧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