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被告人的行为系因农村征地中对土地补偿费不满而引发的纠纷，其作为村民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种权利冲突属于民事争讼的常发案例，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受法制意识淡薄的影响，农村地区的维权方式难免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如果一律将这些行为入罪，难免打击面过于扩大。

因此，对于后果不是特别严重，情节不是特别恶劣的，不宜不加区别地一律作为犯罪处理。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廖某旺，男，1947年2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梁平县虎城镇虎寨路43号。2011年9月21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逮捕，2013年2月5日被取保候审。

（其他被告人略）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廖某旺、廖国前、唐开学、刘琴犯敲诈勒索罪，向梁平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廖某旺、廖国前、唐开学、刘琴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均提出无罪的意见。梁平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9年至2011年，被告人廖某旺、廖国前、唐开学、刘琴（均系梁平县聂家村11组村民）以梁平县虎城镇聂家煤矿（以下简称聂家煤矿）征用土地补偿过低为由，多次组织村民堵井口、公路，要求聂家煤矿赔偿土地补偿等费用。廖某旺、廖国前、唐开学因此先后被梁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之后，廖某旺、廖国前、唐开学继续找到聂家煤矿的股东，提出赔偿土地补偿、行政拘留损失等要求，并以堵井口、公路，让煤矿无法正常生产，把煤矿搞垮，提几十斤汽油焚灭煤矿等相威胁。2009年、2010年，聂家煤矿因征地纠纷，两次在梁平县虎城镇的调解下提高补偿标准并兑现。2010年8月12日，廖国前、唐开学作为聂家村11组村民的诉讼代表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聂家煤矿退出多占的土地。2011年8月1日，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廖某旺、廖国前、唐开学、刘琴积极组织村民张罗上诉事宜。同年8月5日至10日，四人商量找聂家煤矿董事长赵成山赔偿行政拘留、民事诉讼败诉、土地赔偿等损失，并电话要求赵成山来解决赔偿损失问题。8月10日，赵成山应被告方的要求来到廖某旺家中，四被告人向赵成山提出赔偿廖某旺、廖国前、唐开学因被行政拘留造成的损失各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万元、民事败诉损失费2万元，廖某旺被占土地2万元，集体被占土地2万元，共计12万元。赵成山要求四人出具收条并保证不再堵煤矿井口、公路。随后，赵成山让人将12万元送到廖某旺家交给刘琴，后离开廖某旺家。之后，村民得知，也纷纷找煤矿闹事。2011年8月14日，赵成山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敲诈勒索。

二、裁判结果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梁平县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5月30日向梁平县人民法院递交了《撤回起诉决定书》，申请撤回起诉。梁平县人民法院认为，公诉机关要求撤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准许梁平县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被告人廖某旺、廖国前、唐开学、刘琴不服，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继续审理并宣告各上诉人无罪。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公诉机关以证据不足，要求撤回对四上诉人的起诉，一审法院据此裁定准许撤回，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主要问题

对农村征地纠纷引发的“索财”行为如何定性？

四、裁判理由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农村征地纠纷引发的矛盾，是否以敲诈勒索罪处理，在审理过程中形成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廖某旺等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理由是：四被告人以聂家煤矿占用聂家村11组土地补偿过低为由，多次煽动、邀约村民围堵聂家煤矿的公路和井口，严重影响煤矿正常生产。煤矿按照与聂家村、的协议支付了占地补偿款，并在村、镇协调下，多次提高标准，但被告人仍向聂家煤矿提出赔偿春芽土补偿费、集体土地补偿费、行政拘留损失、民事诉讼败诉损失等要求，并以堵井口、堵公路、焚灭煤矿等相威胁，迫使聂家煤矿董事长赵成山赔偿12万元。本案不宜将案发当天与整个事件分割开来，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赵成山系受到整个事件的威胁而陷入恐惧并交付财产。故四被告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采用语言威胁和聚众滋事的手段，强索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敲诈勒索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廖某旺等四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理由是：四被告人的行为系因农村征地中对土地补偿费不满而引发的纠纷，被告人系作为村民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即被告人廖某旺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廖某旺等被告人以堵井口、公路，让煤矿无法正常生产，把煤矿搞垮，提几十斤汽油焚灭煤矿等语言相威胁，迫使被害人支付了各种赔偿款、补偿款12万元，具备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要件。但要正确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关键在于对其主观故意的认定。如果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赵成山财物的主观目的，他们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如果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则不能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

结合本案的具体事实，我们认为，不能认定廖某旺等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赵成山财物的主观目的，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要正确理解“非法占有”的含义。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物权受法律保护，要取得他人财物，要么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要么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取得。同一财物，不同的人往往可以基于不同的原因主张权利并由此产生权利冲突，进而导致民事争讼。基于不同的原因对财物主张权利，本身体现了对法规范和法秩序的尊重。与此相反，行为人蔑视法律的存在，对他人财物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又不支付相应代价，违背法规范和法秩序的要求，规避正当市场行为，以零成本的方式，强行获取他人财物，即属于非法占有。盗窃、抢夺、抢劫、敲诈勒索、侵占、诈骗等，就属于非法占有型侵财犯罪。

其次，本案事出有因，系农村发展中企业征地引起的权利纠纷。聂家煤矿征用了被告人所在村组的土地，支付了补偿款，但是，廖某旺等被告人认为补偿标准过低，一直要求增加补偿金额，同时还认为煤矿实际多占了村集体土地，应当对此补偿。客观上，确因补偿标准过低，在梁平县虎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聂家煤矿两次提高补偿标准。各被告人系基于与煤矿之间的土地征用关系主张权利，这种权利冲突属于民事争讼的常发案例。再次，从廖某旺等被告人的行为来看，廖某旺拒绝领取煤矿就春芽土给予的补偿，还就煤矿多占土地，侵犯村民权利提起诉讼，被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他们又提出了上诉。由此可知，被告人并没有蔑视法律的存在，他们具有通过法律裁断维护权利的主观意愿。

最后，廖某旺等被告人虽然有以堵井口、公路，让煤矿无法正常生产，把煤矿搞垮，提几十斤汽油焚灭煤矿等相威胁的语言，迫使被害人支付了各种赔偿款、补偿款12万元，从客观上看具有一定的危害性。然而，对被告人的上述行为，有必要结合农村地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法制观念进行评价。受法制意识淡薄的影响，农村地区的维权方式难免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如果一律将这些行为入罪，难免打击面过于扩大。因此，对于后果不是特别严重，情节不是特别恶劣的，不宜不加区别地一律作为犯罪处理。综上，我们认为廖某旺等被告人的行为在性质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案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第1066号指导案例：廖某旺等敲诈勒索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