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的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喝。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费孝通《乡土中国》
费孝通的这个故事，我也遇到过，相信很多漂在异乡的游子也都有过类似经历。只不过我收到的不是灶上的土，是自家地里的土；不是用红纸包的，是塑料袋装的；让我烧开水的时候放点，不是煮汤的时候放。
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水土不服”，修房动土要看“吉日”，择坟选茔还要看“风水”，从摇篮到坟墓，离不开一个“土”字；然而，他们又会用“土气”“土包子”“土头土脑”等带有贬义的词汇来形容一个人的不合潮流。
“土”字，也许是汉字演进中变化最小的字之一。从甲骨文，到现在的简体字，基本没有太大的出入，可见其稳定性。《说文解字》对“土”的说解是吐生万物的土地。“二”像地的下面，中间一竖像万物从土地里长出的形状。
无形的阻力
合村并居，首先要拆掉房子，收回宅基地。
拆房只是手段，要下面的地才是目的。然而，农民对脚下的土地最依赖，收回就相当于夺了他们的命。
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最大的不同就是其稳定性。农民从出生到死亡，一辈子基本锁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内，这是他们对土地依赖的标志，“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土地既给了他们立锥之地（房屋），也是他们填饱肚子的依靠（食物），更是他们“入土为安”的终极归宿（未来）。土地，对于中国的农民而言，其作用再强调都不为过。
历代统治者也认识到了土地的重要性，不断调整土地制度，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原始社会的土地公有制，到奴隶制度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有制，到周的公私混合的井田制，秦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土地私有制，到汉魏时期的屯田制，到隋唐均田制，到北宋的方田均税法，到明朝的一条鞭法，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到《中国土地法大纲》，再到新中国的《土地管理法》，中国的历史演进一定程度上就是围绕土地制度展开的。
中国古代土地法律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土地国有与私有的斗争，经历了“国有→国有与私有并存→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逐渐分离的过程”。（周帮扬 徐韬韡 《中国古代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及其当代启示》）土地制度既是统治阶级为夺权而笼络人心的工具，也是稳固其统治的基础，而在朝代末期更是造成其统治灭亡的根本原因。
衍生于土地制度之上的还有户籍制度、税赋制度、基层治理制度。所有这些制度，将农民牢牢拴在了土地上，无法逃逸，也让农民对土地有了天生的依赖，甚至成为一种本能，不能自拔。
作为宋朝之前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以及中国儒家文化浸润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区，黄淮海平原尽管自然灾害频发（主要是黄河改道。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资料，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改道基本上是在河南孟津以下黄河下游冀鲁豫苏皖五省摇摆，最北曾夺海河如渤海，最南则夺淮河如黄海），战乱最为频繁（《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了从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到明土木之变之间中国境内发生的6000多次战争，其中位于河南、河北、山东和京津两市的战争有1969次，占总数6192次的31.80%，如果加上当时属于南直隶的江苏和安徽，总数为2810，占总数的45.38%。数据来源于施和金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但是这里的农民天然地对土地有着最为难以割舍的情怀。
在原有土地制度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基层治理结构，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农村所形成的“熟人社会”，以其独有的一套与法治向对应的“礼治”结构也已经稳定运行了数千年，并且仍然在按照原有的惯性前行。
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黄河被彻底治理，自然灾害减少；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既有的生产方式、基层治理结构与思想文化所形成的稳固三角被彻底打破。
原来依赖于人力和畜力的生产模式，被机械化作业模式取代，而广袤的平原地区尤其适合机械化作业的推广；
旧的家长（族长）制的基层治理模式，逐渐被法治所取代；
数千年儒家传统熏陶的乡村民风，更是被现代观念冲击得支离破碎。
但是，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并没有因此减轻，人们对故土的眷恋也没有丢失。每年到麦收、秋收季节，仍然有大批农民工返乡收割；每年的春运，仍然是当代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只有看到颗粒归仓，才能真正的踏实；只有回到故乡过年，才是真正的过年。
有了“三亩薄田，一方小院”，进退有据：进可以到城市打工，退可以“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个让他内心踏实的保障。
如今，要拆除 “热炕头”，让农民住到不接地气的楼房，跟陌生人排并排葬到公墓，家族的谱系没了，礼制没了，熟人没了，朋友没了，生活就没了。“上无片瓦遮雨，下无立锥之地”，进退失据了。
这种源自内心的不踏实，必然会转为对剥夺其房子行为的反抗，成为合村并居最大的阻力。这种阻力深深根植于每一个农民的心中，最终会外化为他们的言行。
现实的考量
如果说农民对故土的眷恋、安土重迁是下意识的反抗，那么现实的利益考量，让他们对合村并居直接产生了有意识的抵抗。
合村并居，动力在哪里？其实大家都知道，拆的是房子，要的是房子下面的地，地的价值要比上面的房子值钱得多。
宅基地有居住保障功能，只要你是这个村的村民，你就可以一直拥有，几百年前是你祖先的，几百年之后是你子孙的，你可以在这片地上建房、翻新、加固，可以在小院里遛娃、养鸡、种菜。城里的楼房，需要花大价钱购买，产权只有70年，要交物业费，还没有院子。
其实，在很多地区的农村，在县城买房已经成为新人结婚的“标配”，他们已经在城里置业了，将来无论是工作、子女就学等，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再让他们花钱购买一套几个村拼凑到一起的楼房，他们也不愿意；而对于没有购房能力的家庭，这种所谓的合村并居只能加重他们的负担。
这一部分，我不想夹杂太多的个人推测，网友的留言已经足以说明合村并居所带来的弊病。
当然，也有支持的声音。有一位微博网友在我们的微博下留言支持合村并居。
然而，更多的是反对的声音。
除了抱怨，也有理性的分析：
“这个就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其实，拆农村的民房挣钱没有那么多。像鲁西南，平均起来宅基地不大，我们家就是不到3分地，14米*13米，180平，如果搬迁上楼，6层楼120平的房子，如果容积率是1的话，也就省出来60平的空间。”
“城镇化多少年了，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才从2000年的40%到现在的65%，山东省想一口吃个胖子，2、3年之内让剩下的4000万农民上楼，可能吗？必然要损坏各方面利益。4000万农民上楼，需要一个地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和支持。而且山东财政其实远比不了江苏、广东，省里给不了多少钱，还让你办事，必然损害百姓利益。
从另一个方面看，拆迁的都是建了没有多少年的民房，为了合村而进行的拆迁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带来了环保和污染各方面压力。
之前农民连养个鸡都不允许，几千年土灶都要拆掉，美名其曰环保污染，现在到了拆迁倒是不考虑环保污染了（一拆一建，建筑垃圾的处理，水泥生产的污染，以及炼钢带来的空气和水污染）
。如果山东省政府真心想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应该做出个长远计划，比如30年，3000万人上楼，每年省里准备多少预算，每年指标多少，哪些是当前最具备拆迁的村落。”
最后，无论如何，合村并居都不应该以“运动”方式轰轰烈烈地开展，而是应该小范围试点成功后，再逐步推广，顺应经济发展规律，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顺应民心。
好消息是，山东已经认识到合村并居的负面效应，“对工作中产生的偏差和问题及时纠正，坚决把维护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把好事办好。”
郭德纲有言：“褒贬是买主，喝彩是闲人。”
知名自媒体人六神磊磊说：批评山东的，未必不爱山东。相反，那些动不动讨好迎合山东的，反而要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