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场长达十年的拆迁僵局，一份迟到十四年才被发现的征地批文，一场因“超过时效”而败诉的官司……当这些元素叠加，你会认为维权失败了吗？然而，结局出人意料：当事人最终拿到了满意补偿。这场看似“败诉”的官司，为何能让当事人成为“赢家”？关键在于盛廷律师团队“以打促谈、边打边谈”的策略——将法律程序化为谈判筹码，最终在法庭外盘活僵局，让公平落地。

十年拆迁，难破的僵局

2024年夏末，山东某社区的公告栏里，贴出了一张新的公告。公告称，将于半个月后召开居民会议，表决收回最后五户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张先生站在公告前，感觉周遭蝉鸣都静了。

在他身后，这个位于城市边缘的社区早已不复旧貌。自2015年6月以“棚户区改造”名义启动拆迁以来，原本紧密相连的院落被推倒，邻居陆续搬离，只剩零星几户孤岛般散落在瓦砾与荒草间。张先生一家、他年过八旬的婶婶一家，以及已故祖母郑老太太留下的老宅，都在这最后的五户之列。

张先生始终觉得自己并非拒绝改变，只是无法接受那个让他们“生活水平大幅降低”的补偿标准。十年间，他们没签协议，没领补偿，成了项目方眼中最难啃的“钉子户”。

十年，像一场漫长的对峙。实际上，自2019年起，随着周围改造完成，这片区域已逐渐融入新城区，但张先生等人的补偿问题却彻底陷入停滞。“从2019年到2024年，征收方就没再找张先生去协商，双方形成了这种僵局的状态。”参与承办该案件的实习律师陆吉芬说。这种僵局，甚至在社区居委会召开会议声称要收回土地使用权后依然无解——那只是一次没有结果的形式性会议，反而让张先生感到更大的紧迫与无助：有人贴公告，却无人真正解决问题。

律师介入，寻求破局方案

社区居委会再度公告要收回土地使用权后，张先生不愿再继续等待了，他选择委托北京专业的征收拆迁律师维权，本案交由钟常鸣律师、翟祎律师、陆吉芬律师（实习）主要承办。

“他（张先生）需要我们律师去打破这种僵局状态。”陆吉芬说。主办律师钟常鸣在介入后分析道：“他的诉求很明确，就是要一个合法、合理的补偿。而我们的核心策略，就是通过专业的法律程序，打破长期以来的僵局。”

钟律师说：“接手这个案件后，我们确定的承办思路就是以程序推动谈判，而非直接进行对抗性诉讼。这个案子拖得太久了，当事人也从未见过任何征收公告，这意味着前期程序很可能存在瑕疵。因此，我们第一步并没有立即起诉，而是选择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调取征收文件，为后续可能的协商、复议或诉讼奠定基础。”

为了摸清这片土地的“身世”，律师团队申请了信息公开，信息公开申请指向了一份关键文件——2010年8月山东省政府发布的征地批文。这份十四年前的批文，正是当年征收的法律起点。然而，张先生一家却表示从未有见过该文件。

“征地批复是在2010年作出的，但是实际的拆迁的征收工作启动是在2015年，所以我们凭借经验来看，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实习律师陆吉芬说。

以这份批复为靶心，盛廷律师代表张先生等人等人提起了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这份“迟到发现”的批文。省政府在审理后，于2024年12月作出决定：驳回申请。理由简洁而强硬——超过法定复议期限。

省政府认定，相关《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早在2010年9月就已在社区村务公开栏张贴，当事人应当自那时起就知道该批复内容。即便当时未被告知复议权利，从知道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保护期也只有一年。2024年才提起复议，实在太迟了。然而在律师和当事人看来，那份所谓的“公告”张贴照片，只能证明文件曾短暂出现，无法证明其有效传达。

对于这样的结果，盛廷律师团队自是不服。根据律师团队的承办方案，2024年底，盛廷律师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省政府的驳回决定。

诉讼开庭前，案件惊现转机

在等待开庭的前夕，转折开始出现。征收方主动找到了其中一位当事人，并迅速与其达成了协议，补偿款当日到账。这位委托人的问题在开庭前一周便得以解决。然而，这却让剩下的委托人陷入了更深的焦虑。“在出庭的前两天，当事人其实是非常担心案件的走向，当时征收方并没有找他去谈。”陆吉芬回忆道，“这个撤销征地批复的被告是省政府，也给了当事人很大的压力，他更担心自己成为‘最后一户’，被彻底搁置。”

为此，翟祎律师在开庭前与委托人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分析。“我们告诉他，这场诉讼本身是一种手段，是打破僵局、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的工具。我们最终的目标不是那一纸判决，而是谈成一个公平合理的补偿。”翟祎律师的这番解释，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事人的紧张情绪。

2025年4月15日，案件开庭。庭审围绕的核心，依旧是那个冰冷的时间数字：2010年。被告方提供了张贴公告的照片、证明人等证据，力图构筑一个“程序早已完成，权利早已告知”的法律事实。盛廷律师则竭力辩论，强调当事人长期不知情，且征收项目拖延十年未妥善解决补偿问题本身就不合理。

然而，法律对时效有着严格的刚性。2025年5月，一审判决下达：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法院认定，2010年的公告张贴行为合法有效，原告行政复议申请确已超期。

从表面看，这条法律路径走到了尽头，似乎“输”了。

但故事的走向在此刻发生了微妙的转折。法律程序的启动，像是一块投入静湖的石头，涟漪早已扩散。就在行政诉讼一审开庭前后，征收方主动找到了张先生等人。

胜诉与否，不如切实的补偿利益

多年的僵局，在法庭外开始松动。谈判桌上，双方不再只是抽象地争论“合不合法”，而是具体地核算房屋面积、商讨补偿方式、规划安置未来。法律程序中梳理出的产权关系、程序瑕疵，乃至诉讼本身带来的压力，都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谈判筹码。

2025年4月8日，诉讼开庭前一周，张先生与征收方达成协议，补偿款当日到账。

2025年4月15日，庭审结束后不久，另一户当事人也与相关部门达成一致，获得了满意的补偿。

这场持续近十年的漫长等待，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画上了句号。“他非常感谢团队，”陆吉芬说，“因为从2019年周围改造完成后，就再也没人主动找他谈过。是律师的介入并启动法律程序后，才重新撬开了协商的大门。”

一份十几年前的批文，因时效问题无法被推翻；一场针对行政决定的诉讼，以败诉告终。然而，当事人最初的核心诉求——拿到合法合理的补偿，却在这个过程中意外地、也是必然地实现了。

这不是个例，反而是征收类案件中的常态。

在征收维权领域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真相是，法律诉讼的目的，有时并不在于赢得一纸判决，而在于打破僵局、重启对话、创造谈判空间。复议和诉讼程序，则是通过法律程序的推进，能迫使各方重新审视案件，给老百姓和行政机关创造平等对话的机会和可能。

因此，专业的法律行动，其最高价值往往在于：它为久拖不决的纠纷，搭建了一个势均力敌的“谈判桌”，并最终在庭外，让老百姓的合理诉求，真正实现从“法律上可能”到“现实中落地”的公平正义。

对于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的老百姓而言，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维权，是手段而非目的；法律，是工具也是语言。当补偿谈判陷入死胡同时，及时、专业地启动法律程序，往往不是关上了协商的门，而是用法律的钥匙，打开了一扇新的窗。问题，在法律的框架内获得一个公平的解决。

法律的胜利，未必总体现在裁判文书的胜诉上，而是体现在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切实的维护和补偿。征收这场漫长的博弈，终点可能不在法庭之上，而在实现公平的那个天平重新归位的时刻。

如果您有征地拆迁相关问题需要咨询解决：

--------《《《《点击一对一咨询解答》》》》--------

盛廷律师事务所官方联 系方式：400-0083455（征地拆迁等法律问题解答）